作者：大将潘凤
傍晚的风从回廊里穿过，像有人把一页未落款的纸轻轻托起。林黛玉掮着小锄，裙摆擦过草尖......
她不向天启示，也不求人作保：花、囊、土、泪，四件薄物排好，心里那点沉默就有了归处——“花谢花飞花满天……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这是安放：把感觉做成仪式，让此刻自成其义。
在黛玉这里，“爱”是三件事：感知（我被你触到），承诺（我把自己押给这感觉），见证（这份押注由谁说了算）。
在我们这边，爱通常被当作两个人的事。
但是，人会迟疑、会修辞、也会撒谎。
所以，我们要把感觉外化，做成一连串可复演的小程序——递物、对座、回眸、沉默的次序——让对方看懂，再把当下放安稳。
这就需要一整套的仪式。
把仪式视觉化，甚至表演化，就成了大家熟知的“仪式感”。
晚近的“自由恋爱”，其实正是把这种在世的安放写成现代主体的姿势。
爱，是一整套社会—审美—伦理的秩序。
到了现代，张爱玲把大观园换成了客厅：
帘再落一寸，光线就轻柔了；椅脚轻挪半步，体面就有了；杯沿朝你那侧旋回一点，暗示已经给到了......
她笔下的承诺是低声的——今晚过得去——不是喊给世界听的“永远”，而是一次一次走对的小程序。
此时无声胜有声，看懂远胜于听见。
所以，“重视仪式感”，源头就在《红楼梦》，因为目的是反复自证。
不必求第三方，只要彼此的懂。
但西方的路数从一开始就不同：爱从来就是三方的事——两个人，加一位第三者，先是上帝，后来是制度。
语言自带一种“施为”的传统：在合式的场景里，说出就生成，婚礼上的“I do”并不是描述，它是行动本身。
于是，宣告天然带着发誓的重量，撒谎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1983《天主教法典》1057条明确规定：“婚姻由当事人依法表达的同意所成立；此同意任何人力不可替代。”
先有“同意”，婚姻才被视为生效。
更早的特兰托大公会议 Tametsi 又把“私下婚约”推进公开次序：告示、司铎、见证人，使誓言有了可验证的场所。
英格兰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更把路径分成“告示—普通许可证—特别许可证”。
所以，简·奥斯汀让爱先进句法，再进心房。
《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第二次求婚，所有的表达都像在盟约：“You are too generous to trifle with me… If your feelings are still what they were last April… one word from you will silence me for ever.”（“你太宽厚，不会拿我开玩笑……如果你的感情仍同去年四月一般……你只要一句话，我便永远不再提起。”）那句“silence me for ever”像一条签字线被推到她指尖。
伊丽莎白的回复也非常清晰：“She gave him to understand that her sentiments had undergone so material a change.”（“她让他明白，她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这里的幸福，靠的是承认—收回—再提亲的程序闭合：被听见以及被允许，先于一切温柔。
所以，中国女性为什么这么重视仪式感？因为我们的爱情，通常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见证在彼此的懂里，不靠他证。
西方则是一种三方关系——两个人与神（或后来的法律）同场；一句宣告近似发誓。
第三者在场让语言自带约束、让承诺自带回声，你甚至还未抬眼，那句话已经先在制度里成立了。
爱情的感知完全相同，见证机制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这里，要试探，要拉扯，要迂回，要表现......
因为温度是一点点升高的，所以需要繁琐重复的仪式让你我都能看懂；
而那边，只要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你的单方宣告，已经以神为证。
而这一切，早在《红楼梦》的花影里就写明白了。
原标题：《中国女性为什么这么重视仪式感？答案可能要回到《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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